当前位置 :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还未完全消遁，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又似隐隐而来。
(一)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讲，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等等。这些虚伪的表态只是他在新年第一天玩耍的政治骗局而已。 对于蒋介石的这些套路，中国共产党的心里明镜似的，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周恩来于1月24日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不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谈判反反复复，困难重重，一直持续到5月，结果是毫无结果。毛泽东对此指出，这次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却有重要意义。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历经磨难而逐渐成熟的政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精彩演出，国民党蒋介石也好，支持他们的美国也好，乃至全世界，都实实在在做了一回观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西北，在延安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党的七大，17年过去了，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时间间隔最长的一次。其间，我们党多次准备召开七大。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连续“围剿”红军和根据地，未能如期召开;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决定召开七大，并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提出七大的主题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但都因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一再延期。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该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历史注定七大是一次不平凡的会议。 七大召开时，全国已发展党员121万名，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平均年龄36.5岁，最小的23岁，最大的69岁。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在大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 大会的成果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性的。 ——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等。中共“五大书记”的叫法由此形成。 ——通过了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权威党史教科书中，对七大之前的历次党代表大会的评价，都指出了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唯有对七大，给予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全面成熟。特别是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开辟党领导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二) 党的七大4月23日召开，6月11日闭幕。中间的5月，世界范围内还有惊天大事发生。在与杨家岭大礼堂数万里之遥的欧洲，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柏林，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为时不远。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孤立境地。中国战场在1943年秋转入战略反攻之后，1944年至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连续发动作战攻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扩大。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联红军旋即开赴中国东北战场。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随后，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正所谓摧枯拉朽，在正义的潮流面前，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也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4年抗战，胜利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按1937年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军民带来的伤亡人数达到3500万。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三) 战争之后盼和平。抗战胜利后，亿万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愿望，因应人民呼声，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广泛响应。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 然而，有人偏偏不这么想，更不愿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之际，1945年的5月，国民党也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这体现了蒋介石一贯的既定方针，因此，抗战一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严峻挑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而此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远远不光是“嘴硬”，其“硬实力”更不可小觑。掌控着全国政权;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且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装;通过接收等方式，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此外，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较大幻想。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方针一直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战后的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在全球建立统治地位。在中国，服务于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的目标，“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成为美国首先要考虑的选择。 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力量也与先前不可同日而语。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解放区扩大到近1亿人口，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经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和平民主的前进方向，站在了公理道义的制高点上。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前进的道路哪有平坦可言。 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当口，蒋介石的本性日渐暴露。8月11日，国民党政府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却唯独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又命令沦陷区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的如意算盘是，既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又要坚持独裁，准备内战。 面对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方针呢?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面对内战全面爆发的可能性，报告指出，“党的方针应当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针对蒋介石对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报告还揭露了蒋介石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阴谋，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 紧接着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 (四) 尽管发动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但由于军事部署准备还不充分，国际上苏联、美国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实现和平建国，国内广大人民要和平、反内战呼声日益高涨等原因，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不得不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并于8月中下旬，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本着对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认为，无论如何，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只要有可能，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该积极争取。而在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同时，党并没有丧失警惕，没有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就在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亦提出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不能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成为国内外关注的大事，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赞毛泽东“弥天大勇”，就连张治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重庆谈判前后历时43天。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而有关国内和平等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之间进行的。 由于事先对国民党立场、态度、主张等做了充分的评估，共产党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做出了必要的让步，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胜利。中共领袖在全世界面前的郑重亮相，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平主张的一次大宣传、大普及，是对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一次大推动、大促进。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会谈纪要》签订后的第二天，即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五)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还搞了一个“小动作”，这就是秘密印发了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而“双十协定”刚刚签订，10月13日，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小动作”暴露大野心，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藏是藏不住的。何况，要内战总是要调动军队，要军事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企图很清楚：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通道;利用中苏条约等规定，出兵占领整个东北。按此战略，自1945年8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军队即已开始调动部署。据统计，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30座。至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达到190万人以上。这说明，即使在“双十协定”签订后，全国性的内战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严重了。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争取和平，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和平“许诺”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国民党的战略企图，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涵是：在南方做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包括中央委员10人(这其中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人，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按照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加紧调整战略部署，同时要求人民军队加速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即在思想上迅速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的转变，在作战形式上实现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为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还调整和健全了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人民军队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 1945年快过去的时候，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此行的目的，是出席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即将到来的1946年，又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11月6日第5版
